公共艺术与区域发展:理论和案例(七)
选择字体:[ - - ]发布时间:2026-05-13

从《开荒牛》到《深圳人的一天》

公共艺术和深圳精神的塑造

孙振华/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是以城市雕塑作为先导而起步的。

1979年深圳市成立,1980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深圳成立,这个城市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在城市文化建设上,也见证了中国城市从城市雕塑到公共艺术的转变的过程。正是在深圳,奏响了中国公共艺术春天的故事。[1]

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在一个万事开头难的全新城市,同时又是在一个没有城市雕塑传统的国度,深圳最早的城市决策者为什么会对雕塑情有独钟?这座刚刚诞生的年轻城市千头万绪,可是在它的日程表上,并没有疏漏雕塑这一项,可见这个城市早期决策者的眼光和见识。

要知道,直到1982年,城市雕塑这个概念才正式在国内推出使用,而在1979年深圳建市不久,市委书记吴南生就邀请了著名雕塑家,广州美术学院的潘鹤教授到深圳考察,看看能否选择哪些合适的地点建立雕塑。当车行大鹏湾时,有人提出深圳是鹏城,大鹏湾又有革命传统,建议能否在这里建一座大鹏的雕像?

此事还在酝酿,深圳经济特区就成立了。一年多以后,新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又找到潘鹤教授,旧话重提,说到了还没有实现的大鹏雕塑。这次,梁湘考虑是否将大鹏安放在深圳市委大院内。对此,潘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大鹏是要飞的,放在香密湖或者哪个山顶都可以,放在市委大院里似乎不妥。将来的深圳一定会高楼林立,到那个时候大鹏会窝在在一片高楼中,给人一种笼中鸟的感觉。于是,大鹏的构想搁置下来。

之后,又有人提出,莲花已入围参评深圳市花,能不能以一朵莲花形象的雕塑象征特区干部出污泥而不染呢?潘鹤认为,莲花仍然不是最妥当。淤泥的含义显然不太合适,此时的深圳正在大规模招商引资,谁是污泥呢?莲花的形象也被否定了。

还有人提出一种图省事的办法,干脆雕两座石狮子放在市委大院门口算了,潘鹤更不认同:深圳市委门口不适宜摆狮子,它会给人民群众一种老旧衙门的感觉。

到底做什么好呢?大家的思考还在继续。

两年后,梁湘又约来了潘鹤,两人在闲聊中,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参加革命时都立志要俯首甘当孺子牛。潘鹤说,经过文革的破坏,大地一片荒芜,现在国家形势好转了,需要大家开荒建设,看来,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要当牛当马的,为了开拓未来,不如做一件牛的雕塑。梁湘听了非常认同,安排他住下来,立即创作。傍晚时分,晚霞满天,潘鹤倘佯在如同小乡镇的深圳马路上,此时的深圳如同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是拖拉机、推土机,灰尘滚滚,强烈地视觉冲击给艺术家带来了灵感。潘鹤马上动手做设计方案,题目定为《开荒牛》。

具体创作一头什么姿态的牛呢?接下去的两天,潘鹤一直茶饭不思,脑子里都是各种牛的形态。两天后,潘鹤到宝安去办事,偶然在一农舍旁看到一个盘根错节的老树根,他顿时眼前一亮!他立刻和农家主人商量,用8块钱买下了这棵造型独特的老树根,把它运到了梁湘的办公室。梁湘听了潘鹤的创意后,连连叫好,随即又责怪说,怎么能让你掏钱呢,你应该回来告诉我,我派人去买回来才对嘛。

《开荒牛》的方案出现在深圳市委领导班子的会议上,有赞成的意见,也有反对的意见。反对的意见主要是:为什么要做低头的牛而不是做展翅欲飞的大鹏?他们希望取飞的意思,广东人凡事讲吉利和彩头。在这个问题上,梁湘力挺潘鹤,《开荒牛》的方案终于确定下来。[2]

一波三折的是,当《开荒牛》的制作预算出来后,市财政局的一名女领导惊讶了,她说,买头真牛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做头假牛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呢?预算没有批下来。然而,时间不等人,潘鹤教授只好自己垫资,开始了工作。这位女领导自认为很负责任,但梁湘知道后,批评她没有文化,思想落后,把她调离了原岗位,《开荒牛》的经费这才得到落实。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呕心沥血,一座重4吨、长5.6米、高2米、基座高1.2米、以花岗石为基座的大型铜雕落成了。只见一头开荒牛全身紧绷,呈现出具有张力的肌肉线条,牛头抵向地面,四腿用力后蹬,牛身呈竭尽全力的负重状。牛身后拉的是一堆丑陋的腐朽树根,用的正是宝安买的那个树根的原形。整头牛的造型鲜明地体现出埋头苦干、奋力向前的开荒牛精神,同时轮廓和线条又极富动感和美感。(图1)

据潘鹤先生回忆,他创作开荒牛的时候,并没有对着牛写生,也没有对照片,完全是凭借对牛的记忆而创作的。1984年7月27日,在雕塑落成仪式上,梁湘徐徐揭开了覆盖在雕塑上的鲜红幕布,一座凝聚着特区开拓精神的铜雕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对这件作品,潘鹤教授是这么解释的:马路上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推土机都是开荒牛;开荒牛后面的拖起的树根不只是树根,更是落后的意识,是官僚意识、小农经济意识,它们盘根错节,如果不拔掉这些根,将来国家不会有发展。他还说,孙中山推翻了封建社会,砍掉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大树,共产党要把封建大树连根拔掉;如果不拔,社会难以前进;不摒弃保守观念,思想无法解放。这头牛有一只前脚是跪着的,象征的正是这一代拓荒者鞠躬尽瘁精神。

《开荒牛》建设的曲折过程,特别是做一头假牛比买一头真牛还要贵的故事是意味深长的。我们很难苛求当时的这位官员。对她而言,城市雕塑是一种全新的事务,这是她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的城市在发生变化,由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边陲小镇转型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在一个文化转型的年代。对于深圳特区来说,它最困难的不是硬件的缺乏,而是人的观念的转变和提升。


《开荒牛》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结。这件雕塑的后续故事以及对《开荒牛》雕塑的传播、解读,同样意义非凡,它折射出雕塑与社会的关系,雕塑与城市心理的嬗变,《开荒牛》成为了一个具有巨大阐释空间的文本。

其一,现在,《开荒牛》这个称谓似乎已成定论,然而,这个名字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经过了社会的再塑造,在传播过程中,由公众和作者再次给予的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1984年,潘鹤先生的这件作品在第六届全国美展获得金奖,题目就是《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可见这件作品的名称较早就由潘鹤先生确定了。但是在这件雕塑的基座上,直到现在镌刻的名字都是《孺子牛》。事实上,在深圳,关于这件雕塑一直并存在着两种叫法:如果按雕塑上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孺子牛;然而在社会传播更广的是开荒牛。对此,潘鹤先生生前是这么解释的:雕塑通过后,起初命名为开荒牛,但考虑到将来开荒完了怎么办,最后取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之意,定名孺子牛。[2]

既然定为了《孺子牛》,为什么更多的人们还要将它称为《开荒牛》呢?从这件雕塑最初的创作动机和放置地点来看,站在市委、市政府角度,这件雕塑主要是基于孺子牛的考虑,放在市委、市政府大院,更多是对机关党员干部的一种鞭策和激励。然而,这件作品以《开荒牛》的名字获得了全国美展金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它的称谓的传播力超过了《孺子牛》;同时,这两个名字相比,开荒牛的涵盖面似乎更广,它不仅只是针对党员干部,它也泛指一切在深圳特区从事开拓、创造的深圳人;还有,《孺子牛》更侧重于道德形象方面,而《开荒牛》更能传达一种敢闯、敢干,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特区精神;因此,它也更能在深圳获得广泛的认同。

《开荒牛》的雕塑落成以后,成为深圳精神的象征。几十年来,潘鹤先生无数次地对媒体讲《开荒牛》的故事,在一遍遍的讲述中,难免在一些细节上出现差异,到现在已经很难辨别哪一个版本更接近原初的事实。不过,站在公共艺术的立场上看,优秀的作品固然会赋予城市精神内涵;反过来,城市也会根据自身需求,不断对作品再定义,在公共艺术的传播中,这种双向互动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

其二,《开荒牛》由院内搬到院外,呈现出深圳雕塑走向公共空间的进程。

《开荒牛》建设之初,并没有更多考虑雕塑和城市公众的关系,以及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开荒牛》雕塑由于受到了深圳乃至全国的欢迎,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而市委大院的警卫制度,使绝大多数市民只能在电视或者图片上看到它,普通市民不能随意进入院内和这件喜爱的作品拍一张照片。于是,市民们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反映他们要求将《开荒牛》迁出市委大院的要求。1998年,市民的愿望终于实现,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决定,将《开荒牛》搬至市委大院门外,于是《开荒牛》走到了市民中间。(图2)

《开荒牛》放置地点的变化,对应的正是与中国城市空间不断开放,不断走向公众的过程。把《开荒牛》放置地点的变迁放在公共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它反映的正是公共艺术的民主化,社会对市民文化权利的日益彰显的这个时代趋势。

其三,继《开荒牛》之后,深圳还出现过两件关于牛的著名作品,这三件关于牛的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了深圳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变化。

经过十多年的奋斗,1990年代,一座新城的面貌已经形成。这个时候,城市的财富积累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1994年,在《开荒牛》落成10年之后,又一座名为《盖世金牛》的雕塑在深圳蛇口四海公园落成了。整座雕塑用黄铜铸造,长30米,高8米,重达100吨,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牛雕塑,号称天下第一牛。金牛全身装饰华丽,身披盔甲,背上鬃毛和牛尾呈火焰状朝天飞舞,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牛身驮的是一块块金元宝。这座雕塑由著名艺术家韩美林设计,著名剧作家魏明伦为作品创作了《盖世金牛赋》,书法家康赢题碑,著名书法家沈鹏题写盖世金牛四个大字。(图3)

对于《盖世金牛》,曾有人在当时深圳报纸上发表过不同意见,认为身驮金元宝的牛,有一种炫富的感觉,反映出一种暴发和自满的心理。

当年对于《盖世金牛》的这种议论,确实可以感到,雕塑是城市的镜子,它在很大程度反映出了社会心理的嬗变。经过了十多年的奋斗,许多深圳的拓荒者在这个城市创造了奇迹,也获得了财富。深圳再也不会被人看做小渔村了。社会上流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深圳也被看做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地方。客观地说,《盖世金牛》的出现,确实反映出了一部分人在获得财富后的满足感和炫耀感。

令人深思的是,创作实力强大的雕塑团队花350万重金所创作的《盖世金牛》,无论从影响上,还是从社会传播力上,都远远没法和《开荒牛》相比,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只能说,雕塑与城市是一个相互选择的关系。比较起来,《开荒牛》所体现出来的质朴、真诚以及更为明确的意义指向,最能反映深圳这座城市的开拓精神和奉献精神,最能象征深圳那一批拓荒牛的内心世界,因此它也最能得到这座城市的认同。

1998年,深圳街头又出现了一组牛的雕塑,这是在红荔路和上步中路交汇处的绿化带上,由中国美术学院傅维安教授创作的《家园》。这是第七届全国美展的铜奖作品,这件作品放在此时的深圳,又具有一番意味。

这是一个牛的家庭,两大一小。和《开荒牛》、《盖世金牛》的动感十足样子不同,这三头牛显的非常恬静、安详,正好体现出一种家园的温馨感。傅维安教授在造型上,采用了半抽象的语言,简练、概括,对细部不做细致的刻画,对牛这种典型的农耕文化符号,大胆进行了现代造型的处理。(图4)

《家园》反映出了深圳城市的深刻变化。过去深圳人见面,总喜欢问对方是哪里人?这是因为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绝大部分深圳人都来自外地,对于深圳,他们还缺少一份家园认同。在深圳建城的早期,许多深圳人在意识深处并没有把深圳当作自己的家,而是看作一个驿站,一次客居,一次旅行;这里是他们淘金、赚钱的地方,一旦实现了目标,他们就会远深圳而去,回到自己的故乡。

现在,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1998年前后,深圳城市出现了一个转折,这个城市的凝聚力加强了,家园感增强了,深圳人的意识形成了,对深圳的认同诉求开始占据上风。特别是随着深圳创造、深圳品牌、深圳速度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是深圳人的城市认同让他们感到自豪。这个时候,《家园》的出现,应该说恰如其实地反映出了深圳这座城市文化心理的重大变化。

如果说《开荒牛》雕塑,采用的还是相对传统的写实雕塑语言,那么到了《家园》,它采用的是现代的半抽象语言;雕塑材料也变成了不锈钢喷红色金属漆。鲜亮的色彩,成为一个靓丽的现代化新城的象征和写照。


在《深圳人的一天》出现之前,深圳雕塑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两个变化,这两个变化可以看做是公共艺术正式登场的前奏。

首先,深圳雕塑的本土化的问题开始得到关注,深圳的本土意识和本土的艺术力量开始崛起。

在深圳建设前期,雕塑舞台上主要是外来雕塑家在唱主角。作为一个以建设国际性城市为目标的深圳,创作上本应不分本地和外地。然而,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的雕塑家队伍,没有本土的原创力量,则不能不说是城市文化建设上的缺失。

本土化还不仅仅是创作人员的多寡、素质的高低问题,更重要的,深圳雕塑的本土化意味着深圳的雕塑创作和活动必须寻找自己城市的文化个性,面对自己的文化问题。深圳雕塑需要找到自己的现实针对性,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用公共艺术的语言来表达,本土化的问题就是公共艺术所十分强调的在地问题,或者说地域性的问题。

1991年9月1日,深圳雕塑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深圳雕塑走向本土化,培养自己雕塑力量的一个重要举措。

刚刚成立的雕塑院立即进行了深圳城市雕塑的普查;用5个月时间编制了《深圳市城市雕塑总体规划》;从这个时候开始,深圳城市雕塑的建设和管理,从规划、设计、报建、审查、验收等每个环节都开始有了制度规范,这些在当时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

这个时期,深圳雕塑家的队伍也在慢慢扩大,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雕塑艺术家开始在深圳安营扎寨。这些都是深圳雕塑本土力量聚集的结果。

其次,经过积淀和酝酿,深圳城市的文化个性开始形成,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平民化。

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居民来自四面八方,相对于传统的熟人社会,深圳居民需要在这里建立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深圳又是一个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出于经济活动的需要,它也慢慢形成了一套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城市伦理和社会行为规范。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平民化。

深圳的这种平民化表现在,强调英雄不问出处、来了就是深圳人,不太关注一个人的过去经历和他的家世、背景,而是更看重他现实的能力和可能性。深圳以市场为中心,形成了相对宽松、包容的社会心理。他们不愿意干预他人的生活,不关心他人的隐私;在经济活动中,崇尚务实,注重契约意识,有钱大家赚,而不是相互拆台、挤兑;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商业合作的机会,实现利益均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以平民化为特色的新的都市文化在深圳形成了。

1998年,《开荒牛》搬出市委大院的那一年,也是雕塑《家园》落成的那一年,深圳华侨城出现了体现普通都市人群的系列雕塑作品都市风景线。在这组雕塑中,有坐在街边的老人,有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有看电脑的都市青年,有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这是都深圳雕塑即将发生变化的信号。(图5)

深圳雕塑的本土化和平民化,为《深圳人的一天》的出场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


《深圳人的一天》是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于1998年所推进的城市公共空间改造的14个项目之一。该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园岭社区红荔路北侧的街心绿地,由加拿大戚杨建筑与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和深圳雕塑院共同策划,深圳雕塑院负责组织、实施;从1998年5月开始规划、调查,直至2000年5月制作、施工完成,历时2年。

本项目以18位等大铸铜人像为主体,辅之以背景墙、凉亭、绿化、石径、灯光、音响等元素的公共艺术综合体,占地6487平方米。(图6)

《深圳人的一天》随机选择了1999年11月29日这一天,创作者根据事先拟定的类型,在深圳园岭社区周边遵循陌生化、偶然性的原则,寻访到18位普通深圳人,他们是:设计师、外来求职者、公务员、中学生、休闲的女人、服务员、股民、老外、银行职员、保险业务员、晨练老人、幼儿园小朋友、包工头、港商、医生、打工妹、清洁工、小学教师。创作者在征得他们同意,签署协议书之后,真实地按照他们当时的衣着、姿态,照原样将他们翻制成为青铜塑像,并在铜像旁标铭他们真实的个人资料:姓名、年龄、籍贯、何时来深圳、从事何种职业。环绕18个人物的,是四块黑色的大理石背景墙。

主背景墙镌刻着:1999年11月29日/深圳人的一天/平凡的日子,普通的人/石头的历史/城市的故事。(图7)

其它背景墙上用计算机雕刻技术镌刻出的数字的深圳,它记录了这一天相关的各种城市生活数据:如:城市的基本统计数据(总人口、面积、行政区划、年龄与性别结构、人均收入、寿命、教育、通讯、医疗、保险、住房、交通、股市走向等各种数字)、浮雕墙还用复制的方式,镌刻出《深圳晚报》的报纸版面、国内外新闻、本地新闻、读者热线、外汇价格、甲A战报、空气质量、股市价格、农付产品价格、影视预告等内容。在背景墙上的城市大事记中,则记录了深圳建市二十年来的重大事件。

11月29日这一天和这一天生活在深圳的18个普通人,永远定格在了这里。

《深圳人的一天》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轰动,它以一种全新的公共艺术的理念和方法,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中央电视台前后对《深圳人的一天》做过了四次报道;2000年中央电视台一套制作了长达四小时纪念深圳特区二十周年的节目《历程》,节目重点介绍了《深圳人的一天》,并将部分深圳人的原型请进了央视演播大厅。中央电视台人物专访节目东方之子对《深圳人的一天》的总策划和项目负责人、时任深圳雕塑院院长的孙振华进行了专访。2000年前后,共有二十多家省级电视台到《深圳人的一天》的作品现场进行采访、报道。《深圳人的一天》2004年获建设部、文化部颁发的全国城市雕塑建设特别奖;2009年入选建设部、文化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100件优秀城市雕塑。

从《开荒牛》到《深圳人的一天》,见证了公共艺术与区域发展,见证了城市精神变迁,完成了深圳由城市雕塑向公共艺术的转变。

这种转化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创作主体的改变。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雕塑的创作无非是两类方式,一种是个人创作、一个是集体创作;几十年来,基本如此。

《深圳人的一天》力主用公共艺术的观念来指导创作,自觉践行公共艺术的主张。在创作主体方面,率先采用了跨界合作的创作模式,雕塑家、规划师、建筑师、新闻工作者、普通深圳市民共同进行创作。

迄今为止,都不能说《深圳人的一天》是哪个人的作品,也不是哪个雕塑家群体的作品,而是社会各界集体创作的作品。加拿大戚杨建筑与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规划师、建筑师自始至终参加了创作;《深圳晚报》的记者参与了创作全程;18位普通深圳人也是创作者;至于园岭社区居民,也多次接受采访,献计献策,积极参与到了作品的创作中。

公共艺术的要义之一,就是强调公众参与,通过参与来体现公共空间的民主化和共享、共有的价值观;在创作主体上,就需要将传统的单一化的创作变成城市公众共同参与的创作活动。过去,城市雕塑通常是1+1的创作模式,即,委托方+创作者;公共艺术则是1+n的创作模式,它可以是委托方+艺术家+规划、建筑+社会工作者(新闻媒介)+社区居民《深圳人的一天》由各界人士跨界集体创作,就是创作主体改变的一大尝试。

第二、创作观念的改变。

公共艺术的核心是它的观念和方法。在《深圳人的一天》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最为打动人心的,是它创作观念的改变。

1、创作出发点的改变。

《深圳人的一天》在策划之初,只是提出了基本创作意向,并没有先入为主地包揽一切,策划者发起了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的社区居民的意见征询。策划者认为,对于公共艺术而言,它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他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是了解社会,了解公众,让公共艺术尽可能满足公众需要,真正实现公共艺术的为人民服务。

在征询意见的过程中,社区居民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例如,他们多数同意建一个以人物为主的雕塑园区;但他们反对建喷水池,因为在不喷水的时候,喷水池非常难看;他们主张在园区内建石板小径,利于居民散步;他们希望建两个凉亭遮风避雨,有地方可以歇脚休憩这些合理的意见和要求在后来都得到了采纳和实施。

衡量一个项目是不是公共艺术,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是从创作者的主观构想出发,还是从社区居民的实际要求出发?

2、表现对象的改变。

过去的城市雕塑,表现的基本都是典型化、理想化的人物,例如历史名人、英雄烈士、杰出人才《深圳人的一天》采用了平民化的视角,让城市的普通人成为雕塑的主人,让雕塑的主角由名人变成了凡人,由圣贤变成了草根;这种改变在过去城市雕塑的历史上是开创性的。(图8)

尽管《深圳人的一天》在最后的呈现方式上,仍然是人物雕塑的方式,但是,由于完成了平民视角的转变,雕塑主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置换,所以真正体现出了它的公共性。

3、开创公共艺术新的纪念性方式,让非典型化的微小叙事进入到纪念性艺术的领域。

城市雕塑历来强调纪念性,但它通常是一种宏大叙事,它的纪念性方式是神圣、庄严、伟岸、象征的。在公共艺术中,可不可以尝试一种新的,细微的叙事方式呢?能否以一种非典型化的,非官方的民间方式让普通人走进历史记忆呢?公共艺术纪念性的获得可以不是仰望的,而是平视的;不是有距离感的,而是亲近无间的。

事实上,在《深圳人的一天》的策划者心目中,这个项目虽然在一个并非城市中心的社区公园内,但他们希望它能和深圳建市20年和特区成立20年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平民的纪念碑,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来记录深圳历史。

在一个城市里,大多数的日子和大多数的人群毕竟都是平凡的,一个城市既要记住神奇,也应记住普通。《深圳人的一天》构筑的城市的另类历史,就是为了消解了城市雕塑的叙事传统,消解传统的纪念性方式,以富于建设性和实验性的方式为市民造像,为平民立碑。

第三、创作方法的改变

有什么样的观念,就需要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深圳人的一天》与传统雕塑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其实,传统城市雕塑也是有方法和方法论的,但它的方法较多局限在艺术学领域,同时方法论的自觉意识不够。《深圳人的一天》所强调的方法论,除了艺术学的方法,它更强调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

1、调查问卷的方法。

这是社会学研究采用最多的方法。《深圳人的一天》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先后有过三次大的调查问卷,它们分别是,创作前: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创作中:了解社区居民对于雕塑和雕塑家的知晓程度;创作后:了解社区居民的对项目效果的反映。

好的公共艺术,确实应该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调查问卷则是有效征求民意,收集意见的方式,它是公共艺术应该普遍推行的方法。

2、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创作方法。

由于创作主体的改变,在《深圳人的一天》的创作中,始终强调艺术民主,广开言路,傾听创作团队每个人的意见。

早在在项目之初,就由雕塑家、理论家、建筑师、规划师组成的创作工作坊在深圳西涌海边进行了两天封闭式的头脑风暴会,整个项目的基本思路和做法就来自这次会议上的各种意见。

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也是始终采取了开放式态度,让大家畅所欲言,形成充分发表意见的气氛,随时听取大家意见。

3、公开化的方法。

与创作团队的工作方法相对应,《深圳人的一天》在创作中面对社会和公众,也采用了公开化的方法。

在公开征求市民意见之后,创作团队制作了模型,初步拟定了创作方案,在深圳设计大厦的规划展示厅向市民进行了公开展示,广泛听取市民意见。这种开放的方式得到了市民的积极响应,许多市民对项目纷纷发表意见。在全体14个公示项目中,《深圳人的一天》在市民中的满意度名列第一,得到了市民评议的最高分。

4、尝试纪实性的创作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现实生活中随机、鲜活、偶遇的特征。

《深圳人的一天》在创作方法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纪实性:它追求生活的横切片、瞬间凝冻、活化石的效果;它摒弃了几千年来雕塑创作寻找俊男靓女的习惯,采用非典型化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根据寻找类型的需要,接触第一个所遇到的对象,如果顺利,进行后续;如果拒绝,则接触所遇的第二个,不的刻意挑选。在被访者同意后,忠实地记录、保留人物当时的姿态、服装、道具。

这种做法看似是自然主义的,似乎不符合艺术创作应该提炼、升华,以求反映本质、典型的原则。问题是,过去常常正是在追求所谓本质化、典型化的过程中,把生活中原生态的,最鲜活的生动性过滤了。(图9)

当然,《深圳人的一天》对纪实性的追求只是相对于这个项目所做的实验,它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是公共艺术的普遍方法,但这种实验对公共艺术创作方法论的拓展和创新无疑是积极的。

5、公共艺术创作的观念化方式。

《深圳人的一天》在创作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口号: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这个口号是和对纪实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它追求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所以,它也希望雕塑家把自己的主观想法、主观处理,塑造习惯统统放下。于是,《深圳人的一天》采用了翻制的方法,将人物裸露的部分,如头部、手部等采用做面膜的方式进行翻制;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是依据原件进行翻模。(图10)

这种去雕塑、去技巧的方式可以看做是公共艺术创作中的观念表达,即轻技术手段,轻艺术家的主观介入,让生活自己说话,让人物自然呈现。过去,雕塑家只是将模特作为自己的工具,利用人物表现自己的观念、技巧和手法;现在,则要求艺术家最大限度地尊重人物本来样子,以最忠实的方式,将人物原汁原味地翻制出来。

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也是这个特定项目的口号,目的也是为了让创作者的意图和创作方式相吻合。这个口号曾经引起过争议,有些雕塑家认为这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实际这种看法是多虑了。如果熟悉了观念艺术的主张,这仅仅只是强调了观念化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对雕塑技术的整体否定。

从《开荒牛》到《深圳人的一天》,是解读深圳城市的文化密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兴起的移民城市,这个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的一个试验场。无论是开荒牛还是普通的深圳人,这些艺术的故事看起来也许是普通的,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普通的故事将散发出独特、长久的魅力。



注释:

[1]深圳公共艺术在国内有五个一的说法:创作了国内第一件最具典型意义的公共艺术作品《深圳人的一天》;召开了国内第一个公共艺术论坛公共艺术在中国(2004年);出版了第一批公共艺术的研究著作:《深圳人的一天》、《公共艺术在中国》、《公共艺术时代》等;制定了国内第一个公共艺术总体规划攀枝花市公共艺术总体规划;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公共艺术的公立机构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2011年)。

[2]郭小宁.听潘鹤讲开荒牛的故事.中国艺术报,2008-12-19.

[3]吴春燕.改革开放的象征雕塑家潘鹤谈雕塑<孺子牛>创作背后的故事.光明日报,2014-9-10.

图版:

01《开荒牛》(《孺子牛》潘鹤 1984 (摄影:韦建诚)

02《开荒牛》潘鹤 1998(迁出后)

03《盖世金牛》韩美林 1994

04《家园》傅维安 1998

05《都市风景线》王强等 1998

06《深圳人的一天》(全景鸟瞰图)集体创作 1999

07《深圳人的一天》雕塑及背景墙 1999

08《深圳人的一天》打工妹 胡美娟 1999

09《深圳人的一天》清洁工 陈阿姨 1999

10《深圳人的一天》为晨练老人复制面膜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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